杨匏安初到广州时，在私立时敏中学担任教务长，同时受邀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专栏，与族叔杨章甫起寄居司后街杨家祠。为什么要“寄居”杨家宗祠?显然不是为了节省生活费那么简单，而是为了保密和安全的需要。杨家祠距离越华路(原清代两广总督署)和永汉路(今北京路)咫尺之遥，虽位居闹市中心，却安静且治安良好，是政府雇员和教书先生此类身份的人乐于居住的地方。杨匏安和他的朋友经常在此出入活动，毫不起眼。

杨匏安（1896-1931）

1919年7月12日起，杨匏安开始在《广东中华新报》的《通俗大学校》专栏上发表介绍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世界学说》，其中篇幅最长、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斯主义》(后译《马克思主义》)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当时广东地区所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给予有力的抵制，为当时正在深人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杨匏安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东共产党组织的诞生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他撰写的大量文章都是在杨家祠完成的。

身为教师的杨匏安，在学生中秘密开展团组织的活动。后来转到南武中学(简称“南武”)和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任教，继续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南武”和“甲工”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特别是“甲工”，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广州学生运动的支柱。后来著名的革命烈士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出自这所学校。周文雍还是杨匏安教过的学生。

广东青年团中的刘尔崧、周其鉴、阮啸仙、杨匏安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被秘密吸收进广东党组织，成为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杨匏安人党后，他的住处杨家祠就成了党开展活动的秘密据点。

中共广东支部及中共广东区委建立初期，主要是在杨家祠活动。当时，鼎鼎大名的“管东渠”(广东区谐音)群英荟萃，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林伯渠、阮啸仙等经常到杨家祠秘密开会，研究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即到杨家祠探访杨匏安，请杨章甫担任他演讲时的粤语翻译。1921年春，陈独秀与谭平山等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书记，也多次在杨家祠秘密组织活动，开会研究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秘密创办团刊《青年周刊》，由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署名“夕弓”。《宣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短短的《宣言》，已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起手来，共同革命。

同年三四月间，杨匏安在《青年周刊》第3一7期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这是用白话文体通俗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比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而分裂，发动武装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迫害革命分子，党团活动转入地下，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外地，由杨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不久，党组织安排杨匏安从事工人运动，和杨殷一起到广州石井兵工厂，在工人里暗中组织“十人团”，这是石井兵工厂共产党支部的前身。通过“十人团”秘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2年年底，杨匏安担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主任时，在黄沙海傍街开办了一间“北江商运局”，承运韶关、清远等地货物，利用滇军押运，以掩护党在粤汉铁路工人中的活动和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杨匏安利用编辑主任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之中，秘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工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秘密从中培养、吸收了一批铁路工人人党，逐步建立了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的党团支部，杨匏安、杨章甫等先后任支部书记。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杨匏安先后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九大常委”之一。

1925年春，中共广东区委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维护党纪的机构--广东区委监委，杨范安任监委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作为广东区委监委委员的杨饱安介绍了广东区委监委的经验。随后，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一-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1年7月25日凌晨，因叛徒告密，杨匏安在上海公共租界东有恒路被捕。由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于是派熊式辉、吴铁城等竭力实施劝降，想进一步套取共产党的秘密信息。据当年同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会客”，来者都是国民党要人，还许以高官厚禄。蒋介石曾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得粉碎。蒋介石甚至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劝他投降，也被他摔掉话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狱中难友无不被杨匏安的铮铮铁骨所感动，连一些看守的国民党士兵，也赞叹杨匏安是个“铁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动摇，正义凛然，不透露一丝一毫革命情报与线索。就义前夜，他还写了《示难友》一诗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他极力告诫难友，大敌当前，一旦松了精神上的弦，革命事业将前功尽弃。

杨家祠现更名为“杨匏安故居”，对外开放展览

即使身陷囹圄，杨匏安依然心系党的革命事业。他在狱中托人带出了一封给亲属的信，信中说自己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不认识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他还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一旦卖去，很容易受到敌人送的钱财诱惑而被攻破防线。他在信中千叮万嘱，告诫家人如不能生活就立即南返，万万不可因为饿肚子而出卖觉的情报线索。一封家书饱含他对家人的挂念与不舍，但文字深处隐藏的却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牵挂，泛黄的纸条下透出的是他对党的炽热忠诚。

1931年8月的一个深夜，国民党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秘密枪杀了时年35岁的杨匏安。